摘要：事实上，先秦儒家的礼仪实践，正是自我修养功夫的一种方式，绝非种种外在社会角色的简单履行。 ...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哲学和医学就已把血气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本质，血气概念是从血液和呼吸之气升华发展而来[6]。
就像中国本无佛学，引进佛学不就有了佛学吗？[85]因此对佛学的表述应该是：汉代及其以前的母文化没有佛学，汉代以后尤其是唐代开始，佛学就是中国的母文化了。物就是这翕辟摄聚，就是本体之大化流行本身，并非物之后有一个东西。
但这个思路也非常荒谬，它必须面对几个非常简单的质疑：其一，在逻辑上看，根据是普遍的，某物的根据只有一个。《体用论》的赘语也强调了这一点：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同时，为了什么而学习、研究技术，各家理论提供的解释也即意义支撑并不一样。[46]《乾坤衍》，《全集》第七卷第504页。古代文化除了儒家、道家、佛家三家的思想和学术以外，还有其他思想和学术。
[25]这里没有考虑后来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也被共产党人认为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西方哲学认为万物变动不居，在其背后应该有一个不变的一——静止的本体。当时命就是君子在位，德性与权力结合。
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虽然不同，却相互规定，相互否定，二者可以统一于动物这个邻近种概念。基于理性的普遍性不准许有例外，它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常人没有权力使示范获得制度的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方法的应用。
关于契约论，参见文德而班《哲学史教程》（下册）第592页以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1版。天道呈现，分殊为万物，物物又各有不同，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
德性与权力不是上面三种关系。而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存在者，是一个公器，是作为最高公共权力的国家实现自身的工具。德性与权力当然可能因时而遭遇而结合。这呈现乃是说自身即呈现，呈现出来的就是自身，而不是在呈现出来的象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本质。
权力不是一个人的存在，而是为政者为政之工具。在施行权力时，为政者不再是一个常人，而是权力的施行者。所以，法和权力在最初便是暴力使暴力暴力化，由此而成为法和权力的起点。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可以如下证明。
既然不可分离，也就没有要求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结合的必要，二者也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德性呈现就是指内圣成就德性。
而这两个根基（德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又如下文所说，是断然分离的。第四种，无德性者无权位，即无德无位。
不管经过说服劝善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示范最终起作用仍是依靠受示范者的内心服从。这个性质既不因水也不因化学家以及其他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但是，示范（德化）不能形式化制度化。德者，得也（《广雅·释诂》）。无论分与合，必然和偶然都是同时当下来到或者隐退的，而不是在偶然之外另有必然，也不是在必然之外另有偶然。对于有德有位，我们可以说，有位者应该有德（君子在位），这是对权力的价值期望和道德期望产生出来的相应的判断。
规范基于理性，具有普遍性。有位无德，小人在位是不正常的。
对权力的期望就是期望权力产生某种效用，这种效用大致可以说是利用厚生。德性是君子本身，德性是不能被左右取舍的。
[4] 牟宗三说，秦汉以后皇帝是一个无限制的超越体（《牟宗三集》，第210页），也就是最大的特权者。如果伪装德性，德性就不再是德性了。
现代政治又如何运作呢？直接看，现代政治依靠制度（法律和其它各种成文制度）保障其运作。权力是暴力，但不能反过来泛化地说暴力是权力。[3] 关于权力（power，或译权能）的理论有很多，这里的权力是指西方深厚的契约论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即公共权力。譬如，水的化学式是H2O，这是化学角度打量出来的水的性质。
当时命而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所以，君子、德性和视听言动，从分殊处看是三，从理一处看是一。
通常的关系不是必然关系就是偶然关系。德性和权力的断然分离，是指二者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角度上说的，二者完全不同。
权力是什么？权力又靠什么成其为权力而现实地发挥作用？答曰：暴力。准确地说，德性与权力的完全不同是在德性和权力之间找不到可以把二者必然联系起来的东西。
天子是一个超越体，也就是最大的特权者，他的失德导致的是为政者集团（或者说统治集团）的腐朽崩坏，从而导致了中国政权运作的一治一乱之循环。对于不违反制度的人，制度对他实际是无效的。君子死了，他的德性就不能作为一个存在者（物）外在地继承。[3]政治统治的运作直接依靠制度，根基却在于权力（暴力），德化的根基在德性，二者根基完全不同。
进一步追问：制度能否自为自足地发挥作用呢？不能。示范是说，我如北辰，我就在这里，我的一切都自然地呈现出来，你愿意受感召则受感召，非迫于刑威或其它强制力量，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权力可以操作，而且必须被操作，这是权力的工具特征，制度形式化就是为了更好地操作权力而制定的。而为政者死了，他曾有的权力并不因他的死亡而消失，权力可以而且应该转移给另外的人。
如何实现民主和科学？牟宗三则认为应该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从传统的内圣开出现代新外王。第二，德性的实现（德化）是非暴力性的，权力的实现（命令）是暴力性的。
